2014年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六部門印發《關于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的意見》。新一輪醫學教育改革全面啟動。　悉心翻看《意見》文本不難發現，《意見》政策指向鮮明，即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醫教協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體系，著力培養人民滿意的臨床醫師。“以‘服務需求，提高質量’為主線，醫教協同，深化改革，強化標準，加強建設，全面提高臨床醫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改革指導思想赫然在目。根據該《意見》提出的總體目標，到2020年，將基本建成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三階段有機銜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實現院校教育質量顯著提高，畢業后教育得到普及，繼續教育實現全覆蓋。　　“《意見》是2013年以來，根據劉延東副總理關于‘加強醫教協同、深化改革，借鑒國際經驗，加快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和國家衛生計生委廣泛調研，總結上海試點經驗，借鑒國際經驗，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系統謀劃、頂層設計，共同形成的。”林蕙青指出，針對醫學教育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意見》明確了醫教協同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近期任務、路線圖和時間表。　　據了解，2011年，教育部、原衛生部聯合召開了全國醫學教育改革工作會議，對醫學教育綜合改革進行了系統推動。3年來，醫學教育改革發展提速，取得了顯著成績，形成了一批改革成果。上海市等地“5+3”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取得突破性進展，面向基層的全科醫生培養工作加快推進，學生醫德素養和臨床實踐能力培養進一步加強，醫學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入，醫學教育投入不足問題得到緩解。特別是2013年底，衛生計生委、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為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提供了根本性和基礎性的制度保障。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從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醫療服務需求看，醫學教育仍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和困難。突出表現在：一是醫學教育學制學位多軌并存，體系有待進一步優化。二是臨床醫學人才培養制度建設，特別是職業素養和臨床實踐能力培養有待進一步加強。三是支撐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制度的育人機制、條件保障亟待完善。此外，醫學教育如何更加主動適應醫藥衛生事業發展需要，把握發展節奏，優化調整結構，提高教育質量，也需要不斷努力，加大力度，推動各項改革不斷深入。　　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醫學教育改革和醫學人才培養工作。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關于教育改革、人才培養和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論述，為全面推進醫教協同、深化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指明了方向。李克強總理對醫改和醫學人才培養十分關心，強調指出，醫教協同是培養臨床醫學人才的有效途徑，人民群眾需要更高水平的健康衛生，要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劉延東副總理多次就“醫教協同推動醫學教育改革”作出重要批示。中央領導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為深化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此次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明確了中國特色的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目標，明確了建立醫學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的醫教協同培養體系，統一了“5+3”培養路徑模式，突出了醫學理論與臨床實踐相結合、臨床能力與人文溝通相結合、專業素質與醫德素養相結合的培養內容與方式，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臨床醫學教育制度的重大突破，是實現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機制改革的重大創新，標志著我國臨床醫學教育發展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　構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意見》明確指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的近期任務是加快構建以“5+3”（5年臨床醫學本科教育+3年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或3年住院醫生規范化培訓）為主體、以“3+2”（3年臨床醫學專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醫生培訓）為補充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醫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醫學教育具有周期長、分階段細、連續性強等特點。國際經驗表明，培養一名合格的、高素質的臨床醫生，必須經過嚴格的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包括住院醫師、專科醫師培訓）。其中，畢業后教育特別是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是“醫學生”成長為“合格醫生”的必由之路，是實現“學生”向“醫生”轉變的關鍵環節。我國現行臨床醫學人才培養制度是，學生經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院校教育，畢業后即到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經短期培訓即從事臨床醫療工作，缺乏標準統一、基地合格、管理嚴格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這就導致不少臨床醫學專業畢業生，缺乏實踐能力，無法勝任臨床工作。　　此次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重在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標準化、規范化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標準，實施相對統一、嚴格規范的醫學生職業素養和臨床實踐能力培養，形成更加同質化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提升臨床醫師隊伍的整體水平。　 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與住院醫生規范化培訓的緊密銜接是實現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最重要的著力點。有四項重點推進工作：一是實現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在各人才培養環節上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緊密銜接、相互融合，實現招生與招錄、培養過程與培訓過程、學歷學位授予與職業規培證書發放相結合。2015年起，新招收的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同時也是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住院醫師，他們具有“雙重身份”，其臨床實踐訓練與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住院醫師要求一致，合格的畢業生可獲得執業醫師資格證、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合格證書、碩士研究生畢業證和碩士學位證等四證。二是調整7年制臨床醫學專業招生培養工作。從2015年招生起，7年制臨床醫學教育將全面調整為“5+3”一體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學生在完成5年學習考核合格后，可免試進入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學習階段。三是改革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辦法，使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同等學力申請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工作有機銜接。四是探索臨床醫學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逐步建立“5+3+X”培養高水平臨床專科醫師的制度。　　明確的人才培養標準還需要嚴格的規范保障。林蕙青將這種“嚴格”歸納為課程體系、基地建設和質量監控三個環節的“嚴”。既要圍繞知識、技能、素養等嚴抓課程體系建設，切實培養臨床能力，又要注重分類指導、協同建設、動態評估，提升臨床培訓基地建設水平，還要圍繞準入、過程、考核，嚴把質量關，切實保證培養質量。　　構建標準化、規范化人才培養體系的關鍵是建立醫教協同育人機制。這種機制體現在教育與醫療衛生機構的密切聯系，體現在研究生教育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相互融合，體現在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三階段醫學教育體系的有機銜接，還體現在教育與衛生部門之間的工作協調配合。此外，統籌利用政府、學校、醫院、社會等各方面資源，健全多渠道籌措經費的機制。一方面增加了對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建設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按照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標準，將進一步提高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經費支持力度。　　作為“醫教協同”的試點，上海市已經開展了很好的試點。該市以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為突破口，推進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體系構建，實現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臨床醫學碩士培養結合，推進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2010年至2014年，上海市共招收住院醫師10981名，目前已合格出站4281名。其中上海5所醫學院校累計招收4屆臨床醫學專業碩士2191名，633名通過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成長為合格的臨床醫師。上海市在改革創新的實踐層面，抓住了“全”、“嚴”、“合”三個關鍵字，即以醫教協同為平臺，系統設計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突出一個“全”字；以培養“會看病”的好醫生為目標，抓好臨床醫學人才培養的關鍵環節，突出一個“嚴”字；以體制機制建設為重點，為臨床醫學人才培養凝聚合力，突出一個“合”字。　　全面推動醫學教育改革，更好地適應衛生行業需求　　目前衛生計生部門正在編制《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醫學教育在規模、類型、結構等方面都要更加主動地適應衛生行業發展需求。要從把握好醫學教育發展規模，進一步加強中醫藥教育教學改革，統籌各類醫學專業協調發展，使高等學校成為醫學繼續教育重要基地等四個方面下功夫。　　基于我國城鄉、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國情，在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內，還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開展3年專科教育加2年助理全科醫生培訓。將以“3+2”模式作為“5+3”模式重要補充的初衷解讀為培養“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醫學畢業生。一方面要緊密圍繞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的基本要求和工作特點，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強化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見習、實習實踐，著力提高醫學生的基本診療能力和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另一方面要強化醫學畢業生服務基層的政策保障。中央財政從2010年起為中西部鄉鎮衛生院訂單定向培養免費醫學生，就是加強基層醫療衛生隊伍建設、緩解基層醫務人員短缺的重要舉措。　　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醫德醫風、醫患矛盾是個繞不開的熱點。醫生的職業特點要求從業者必須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德和仁愛之心，醫學教育更應強調以德為先。此次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要求將醫德教育貫穿于人才培養全過程，著力加強職業道德、醫學倫理、社會學、法律等職業素質教育，注重人文關懷精神和人際溝通能力培養，使醫學生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情操和關愛病人、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團隊合作的良好職業素養。　　醫教協同構建標準化、規范化人才培養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任務艱巨，必須全力以赴，攻堅克難。一是加強各級各部門之間的醫學教育工作協調，建立有效的醫教協同工作機制，及時研究解決醫學人才培養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二是根據國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標準，加快附屬醫院、教學醫院等標準化、規范化臨床教學基地建設，保障專業學位研究生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人員不同階段學習的順利實施。三是統籌資源，加大對醫學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經費保障機制。四是及時出臺配套政策，并推動各地在堅持統一標準的前提下，因地因校制宜，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推動醫教協同深化改革，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很多同學會糾結于造價工程師和一級建造師到底考哪一個，哪一個難度更大，今天小編就和大家一起討論討論。一、考試科目一級建造師考試科目：《建設工程經濟》、《建設工程項目管理》、《建設工程法規及相關知識》和《專業工程管理與實務》。注冊造價師考試科目：《建設工程造價管理》、《建設工程計價》、《建設工程技術與計量》(本科目分土建和安裝兩個專業，考生可任選其一)和《建設工程造價案例分析》。其中一建的《專業實務》和造價師的《案例分析》均為主觀題，其余三科為客觀題，各科目之間其實比較獨立。一級建造師四門課程，主要內容偏向于了解和熟知，而造價師要求學習的人要很詳細和深入的掌握相關專業知識，所以難度有點大。二、根據自己的工作需求來選擇兩者分工不同，一級建造師屬于工程施工管理，注冊造價工程師屬于工程造價，屬于預算類的。最關鍵的還是要看發展方向，一般來說參加一級建造師考試的比較多。難不難主要還是看自己從事的工作主要接觸哪些，如果是接觸工程現場的比較多，一建會比較好考，如果接觸造價多，可能造價好考。如果從事的工作和兩者都不相關，最好先考一級建造師，至少書本是看的懂的，造價師沒有人指導可能書本都難易理解。三、價值對比造價工程師工資相對高，造價工程師屬于技術崗，知識很專業;一級建造師屬于管理崗，知識較寬泛。但是造價工程師難度較大，不容易考，在工程類執業資格考試中僅次于建筑師和結構工程師。造價工程師是專業技術崗，有在工程概、預、決算中的簽字權，價格相對建造師要低一些。但如果論發展前途，少數資深的造價工程師年薪可達百萬。其實當下來說，很多人都會選擇一級建造師和造價工程師都考，畢竟一個又懂管理又懂技術的人才，在建筑行業是非常炙手可熱的。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造價師的掛靠行情：2018年造價工程師掛靠價格行情：土建3.5-4萬/1年，2017年略有下跌，2018年暫無上漲趨勢。安裝3.5-4萬/1年，2017年略有下跌，2018年暫無上漲趨勢。以上這些數據僅代表部分地區，各地區情況不盡相同，大家做個參考即可。雖然社保聯網，造價師掛靠之路越來越難，但每年考證人數卻沒有減少，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推動造價師證書掛靠市場?根本原因：造價師的作用造價師注冊受聘后，可以以造價師的名義擔任工程造價的監控、工程經濟糾紛的鑒定、工程變更及合同價的調整和索賠費用的計算、工程造價依據的編制和審查、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業務、建設項目投資估算、概算、預算、結算、決算及工程招標標底價、投標報價的編制或審核、建設項目經濟評價和后評價、設計方案技術經濟論證和優化、施工方案優選和技術經濟評價。這樣看來，只要建筑企業想接工程想賺錢，需要造價師。市場供需的杠桿確實存在作為企業來說，相應的資質需要相應數量的造價師，如果本公司的人員所持有的造價師的數量達不到資質的要求，只能選擇掛靠市場;對于個人來說，大部分掛靠人員確實不具備項目經理的能力，掛靠證書單純是為了每年賺取一定的費用。對于企業和持證人員來說，各自的目的都很明確，在雙方供需的杠桿下，自然產生了一個掛靠市場。2018年造價工程師掛靠價格如何走向?為什么有掛靠?請聽小編分解!掛靠類型本公司很多不是從事項目經理職位的員工可以在取得造價工程師證書后，把造價師證書掛靠到本公司，這個渠道費用不高，但是安全性最高。中介大量的中介購買造價師證書后賣給企業，并從中獲取差價。雖然這種方法賺錢比較黑，但是中介確實比個人的資源更豐富，更能找到掛靠企業。但是大家選擇中介時一定要擦亮眼睛，避免上當受騙。其他企業建筑人才直接面向企業，個人和企業想接上頭確實比較困難，但是在信息發達的今天也不是不可能。說到底，其實還是因為造價師對建筑企業來說有作用，并且造價師人數少，價格高，市場需求促使建筑人才去考了造價師證書。市場需求是推動建造師市場發展的真正推手!

公共服務型政府就是提供私人和社會團體無力或不愿提供的，卻又與其公共利益相關的非排他性服務的政府。本文首先論述了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四個必要性，接著論述了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五個主要任務，最后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六個相關措施。【關鍵詞】服務型政府 要求 任務 措施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對傳統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不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轉型國家，幾乎都被卷入了這一潮流。在這場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行政理念。這種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服務應以顧客或市場為導向，政府應注重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政府的管理職能應是掌舵而不是劃槳，政府行政中應引入市場化模式等。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國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幾乎都是圍繞著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而展開的。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中國政府行政改革順應世界潮流的必然選擇。一、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客觀要求1、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迫切要求。過去數十年，我們一直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與強調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今天的輝煌成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分不開的。但是，我們又不能片面地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改革的要求說，這又只能是一個過渡。我國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有兩個嚴重的誤區：一是政府長期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起主導作用；二是不恰當地把本應由政府或政府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如農村公共衛生，推向市場，推向社會。國內外大量的實踐證明，長期以GDP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忽視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社會公平的增長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去年SARS危機反映出我國政府體制中存在的某些具體偏差，進一步要求加強政府改革，加強服務型功能建設。從抗擊SARS當中，我們得出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經濟和社會必須協調發展。光注意經濟、注意GDP是不夠的，要注意社會的全面進步，注意公共醫療衛生和人類的健康。要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以民為本，要把人民的健康、社會的進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2、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必然選擇。我國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已為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第一，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而且主要是民營企業，政府不應當也不可能再充當經濟建設的主體力量。第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是不成功的，日本也好，韓國也好，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趨勢。第三，政府是市場經濟的服務者而不是審批者，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市場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宏觀調控。為此，從審批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的重大問題。第四，政府不是國有企業的“婆婆”，也不能充當國有企業的“老板”，國有資產市場化是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正確途徑。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說，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都對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只有推動政府及時轉變以GDP為中心的經濟管理模式，通過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法規政策環境和有序競爭的秩序，加大公共管理力度，保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充分供給，才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3、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解決發展失衡的關鍵。過去的30年，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并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從現實的情況看，解決各種失衡問題，需要從多方面治理，但關鍵在于實現政府轉型。這是因為，諸多失衡問題的產生、發展，說到底與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同時期的方針政策，與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密不可分。相對于其它改革,政府職能轉換嚴重滯后，同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目標還有較大差距。因此，要解決發展失衡問題，其關鍵是明確政府的職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經濟的范圍，切實把政府工作重點轉變到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上來。4、建設 “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新階段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目標。在我國現階段政府行使職能中一直存在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越位是指政府在社會經濟事務中不僅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沒有很好的發揮，把有權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緊，而服務職能卻注意得不夠；錯位是指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宏觀調控，而不應去管企業的下崗分流問題，下崗分流是企業自身的問題，解決的主體不應是政府。解決這“三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歸位，凡是市場能做的事情就還給市場，企業能做的事情就讓企業自己完成，企業與政府各就其位。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社會不確定因素的逐步增多，政府就要強化其公共服務的職能。在SARS危機之初，政府出現應對機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和政府部門工作不力，反映了轉軌進程中政府職能的現狀，即經濟建設的職能比較強，公共服務的職能相當薄弱。SARS危機告誡我們，政府把自己的主要職責放到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方面，才能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才能夠有效地應對各類突發性公共事件。30多年改革開放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大量社會問題，如仍然在困擾我國社會穩定的貧困問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導致的“兩極分化”問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明顯滯后，日趨突出的失業問題，農民增收困難、負擔過重、長期背負制度性歧視的問題等，導致相當比例的人民群眾感到就業不安全，收入不安全，養老不安全，社會不安全，構成了政府當前面臨的巨大社會壓力。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安全、收入安全、養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設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構建以弱勢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保障中國絡，完善危機管理制度和危機處理機制，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都是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二、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主要任務1、確立社會目標優先于經濟目標的原則，加快完善政府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根據SARS危機的經驗教訓，政府職能轉變目前的重點是：第一，實現從優先于經濟目標向優先于社會目標的轉變，在指導思想上高度關注實踐中突出的重大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前提。伴隨經濟的快速增長，迫切需要解決好失業、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社會弱勢群體保障、腐敗等問題，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第二，建立和完善靈活、有效的社會危機管理機制。從危機預警、各類預案的準備，到危機下的統一、協調指揮機制建設，都應當作為政府的重要公共職能，加快完善。第三，加大對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及基礎設施投入。2、改革投資型財政體制，加快公共型財政體制建設。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現行財政體制存在結構性缺陷，總體上說，還是一個經濟投資型財政體制。社會發展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沒有明顯增加，有的還有所減少；公益性投資項目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等所占比例過小。為此，應當加快建立公共型財政體制，構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制度基礎。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解決社會公正、公平，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既符合基本經濟制度，又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政策，是政府應當而且必須向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財政不僅是保障政府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安排，也是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風險、保持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基礎。目前，完善公共型財政體制，應當從解決最緊迫的問題入手：一是要重構國家對公共衛生的責任體制，加強公共衛生和醫療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大公共衛生在財政總支出中的比例。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統一有效的醫療保障體制。三是重建農村的合作醫療體系，這是一項十分重要且非常困難的緊迫任務。3、適應開放社會和履行公共職能的要求，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SARS危機把公民對社會事務的知情權提到了政府建設中相當重要的位置。在現代社會，公共信息與每一個公民的利益直接相關，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公共信息還有極強的時間性，尤其是突發性事件的公共信息，稍事耽擱都會對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必須建立信息公開制度，讓全社會及時了解公共信息，由此提高全社會應對各類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包括公共信息在內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是面對全社會的，應當向全社會公開。公開政務、公開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保障。目前，重要的是要盡快出臺信息公開的相關立法，加強政務公開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4、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真正實現法治政府。我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老百姓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權力社會向能力社會的轉變，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從單向控制的行政體制向協商合作的管理機制的轉變，都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和變化的事情。我國社會關系的日益深刻變化，已對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不僅是政府職能轉換的需要，更是社會生活對國家、對政府提出的現實要求。推進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從上至下加強政府官員的法律意識教育。與此同時，還要建立嚴格的法律問責制。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權，尤其是涉及到關系社會事務的公共權力。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著手逐步實現決策咨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專家參加的咨詢委員會制度。此外，要積極推進行政程序、行政執法和政策評價的法定化。5、從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向統一、協調的行政體制轉變，真正建立高效政府。在現行的行政體制下，不僅某些經濟事務存在條、塊分割的問題，在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諸多社會事務方面也存在著嚴重的條、塊分割問題。這說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要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務，必須徹底克服現行條、塊分割行政體制的嚴重弊端，嚴格實行公共服務的“屬地管理”原則，依法授予地方政府處理突發性事件和各類社會危機的統一指揮協調權力。依法明確界定中央與地方的職責權限，建立中央與地方的合理分權體制，是我國政府改革的重大任務。我國是一個大國，各地方的情況差異很大。在保證中央政府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應當充分賦予地方處理和解決公共事務、應對突發性事件的事權，并對此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在這方面，我們還面臨著一系列的改革課題。例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問題，地方的立法權問題，干部的管理權限問題，公眾對政府的監督問題等。 三、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相關措施1、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全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第一，政府應該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不再以投資和形成國有產權為自己的基本職能，而要以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為政府的第一職能。第二，調節市場經濟。政府調控經濟的最基本職能就是利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關系。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實際上是短期和中長期兼顧、供求平衡和結構優化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兼顧。第三，宏觀調控職能，用“有形的手”糾正市場失靈。第四，全面承擔改革成本，不要把改革的成本轉嫁給市民、農民和企業。在民營企業逐步成長足以取代國有經濟以前，國有經濟不必中國于退出競爭性、盈利性行業。但從經營競爭優勢上說，競爭性、盈利性行業還是以逐漸民營化為好，政府不必與民爭利。政府逐步從競爭性行業抽身出來，把注入這一經濟領域的公共資源力量轉到提供公共產品和社會服務上來，才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2、集中解決最突出的經濟社會問題。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為此，第一，要為農民工提供最基本的人身權利保障，建立有效機制，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等相關問題。我國目前有1億左右的農民工，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分布在各大城市，主要由公安機關對口管理，不僅沒有享受到任何社會保障，而且經常遭受人身權利的侵害。這是我國當前社會最大的隱患之一。各級政府必須及時采取有效措施緩解這種矛盾。第二，各級政府要強化就業服務職能，關注城鎮待業人員、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許多社會學專家對城鎮待業青年進行了心理分析，認為這部分群體的違法犯罪傾向最高。大中專畢業生就業難也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對家庭和社會心理的沖擊很大。政府必須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有所作為。第三，建立最基本的救濟體系，為城市下崗職工提供有效保障。目前，雖然各級政府已經重視和開始建立城鎮救濟體系，但是由于資金短缺和措施不到位，許多生活困難的下崗職工事實上處于無人過問的境地。第四，要嚴格保護居民的財產權。近幾年來，在城市建設中的房屋拆遷產生了相當尖銳的矛盾，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主要表現在沒有一個合理的補償機制，居民的財產權受到侵害。應當抓緊在全國范圍內形成規范的法律文本，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第五，建立社會危機的預警機制和責任機制。我國當前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十分突出，而這一階段保持社會穩定是關系到鞏固改革成果、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要由中央政府統籌規劃，建立系統的社會預警機制，明確地方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危機中的責任。3、注重并建立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目前中國社會分化與失衡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盡管已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社會失衡加劇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遏制。從目前的情況看，還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要扭轉這種趨勢，國家就必須承認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現實，承認不同的社會群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護其權利，要為不同群體表達自己的利益以及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壓力做出制度性安排，充當規則的制定者和沖突的裁決者，要特別關注和保護弱勢集團。4、加強政務公開。政府公共服務的對象是社會、是老百姓。建立公開、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務置于社會和老百姓的監督之下。在改革和完善政府決策機制中，應當逐步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在現代社會，公民的知情權比什么都重要，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公開制度。公民的知情權與政府信息公開化，是公民管理國家事務的基礎，離開了知情權，公民參與國家事務就是一句空話。公民不了解政府信息，官員便有可能進行暗箱操作；沒有信息透明，官員便可能營私舞弊，公民便可能受欺騙，也無法對政府進行監督。目前，要抓緊建立政府決策項目的預告制度和重大事項的社會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基礎上的政策聽證制度。適應開放社會和履行公共職能的要求，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目前，重要的是要盡快出臺信息公開的相關立法，盡快將公民的知情權和政府信息公開化這兩項內容寫進憲法。5、加快由投資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轉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失衡和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現行財政體制存在著功能上的錯位和缺陷。主要表現在將財政資金過多地運用在投資國有企業形成國有資產上，以及過多地投資于基礎領域和競爭性行業，而在解決就業、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過少。這種情況，已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廣大百姓中的形象。事實上，我國的財政總收入在總量上已經達到很大的規模，如果形成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話，許多社會矛盾問題都不難解決。要下決心改革投資型財政體制，并通過逐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6、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現代市場經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需要有法可依。因此，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需要建立法治的政府，守法的政府。我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老百姓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權力社會向能力社會的轉變，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從單向控制的行政體制向協商合作的管理機制的轉變，都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和變化的事情。我國社會關系的日益深刻變化，已對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進一步明確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不僅是政府職能轉換的需要，更是社會生活對國家、對政府提出的現實要求。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權，尤其是涉及到關系社會事務的公共權力。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著手逐步實現決策咨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專家參加的咨詢委員會制度。此外，要積極推進行政程序、行政執法和政策評價的法定化。當前，我國的改革面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挑戰，這是一個更為深刻、更為復雜的改革新階段。經濟轉型要求構建現代產權關系，社會轉型需要形成新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廣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夠為他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廣大百姓越來越期望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沒有腐敗的政府。在這個特定的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對政府的職能和責任重新定位，需要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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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年風雨兼程，中國互聯網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創造了讓世界驚嘆的發展奇跡。如今，中國已成為舉世矚目的網絡大國，為世界互聯網發展作出了中國貢獻，創造了中國經驗，提出了中國主張。　　21年探索進取，中國互聯網始終立足本國國情，緊扣時代脈搏，堅持開放發展、創新發展、共享發展，注重借鑒世界各國互聯網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做法，取得顯著成就。　　日新月異　　互聯網時代的中國速度　　敏銳地把握住互聯網時代的脈搏，中國以開放的姿態、進取的精神在21年間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互聯網發展的中國速度。　　2013年9月16日，成立于1998年的騰訊公司用15年時間，成長為中國首家市值超過千億美元的互聯網企業。無獨有偶，一年之后，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團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上市首日收盤，其市值就突破了2300億美元。　　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互聯網企業，騰訊和阿里巴巴的成功無疑是中國互聯網飛速發展的鮮明注腳。在持續開放的政策推動下，我國互聯網從無到有，經歷了曲折前進與快速發展，已成為互聯網用戶和產業大國。　　短短21年，中國已經擁有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寬帶網絡，并有望引領下一代互聯網過渡和商業化；行業整體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從國際標準的跟隨者逐步提升為積極貢獻者。　　短短21年，互聯網產業的“中國模式”舉世矚目，互聯網治理的中國主張影響全球互聯網治理格局；一大批來自政府、企業、學術界和民間機構的懂互聯網、愛互聯網、做互聯網的人才正在推動著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和進步。　　短短21年，中國的能源電力基礎設施不斷優化、網絡接入的普遍服務和成本降低、物流交通模式的網絡化和專業化等已經成為推動中國互聯網第三個十年快速發展和應用創新的重要基礎和原動力。　　從一條網速僅有64千比特每秒的網線出發，如今的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網絡；擁有全球最大的用戶規模，移動互聯網用戶總數達到8.7億；在全球十大互聯網企業中，中國占有4席；2014年，電子商務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交易額突破12萬億元……中國互聯網發展，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世界互聯網格局中的重要一極。　　網絡強國　　互聯網時代的中國目標　　2014年，中國迎來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20周年。就在這一年的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擔任組長。在第一次小組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的重要戰略問題，要從國際國內大勢出發，總體布局，統籌各方，創新發展，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網絡強國。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　　“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部署要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步推進。”　　……　　一系列重要論斷，深刻闡釋了黨中央關于加強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針路線，標志著中國這一網絡大國正加速向網絡強國挺進。　　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和關心下，一系列促進網絡發展與繁榮的新政策、新舉措、新實踐不斷出臺，一張建設網絡強國的路線圖日益清晰。　　——工業和信息化部等14部委聯合出臺《關于實施“寬帶中國”2014專項行動的意見》，“寬帶中國”戰略加速落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從發展戰略的高度明確了媒體改革與發展的方向。　　——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新政策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網進一步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工具，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　　——互聯網金融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以余額寶、理財通、支付寶、京東小銀票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產品百花齊放，涉足銀行、基金、票據、保險、證券等諸多金融業態。　　……　　超高速網絡、萬物互聯、移動互聯、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不斷推動互聯網深度融入社會治理、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科技創新，互聯網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與此同時，秉承開放、合作、共享、參與的中國互聯網也將從全球互聯網發展的受益者變成全球互聯網發展的貢獻者和引領者。　　共享共治　　互聯網時代的中國主張　　高速發展的互聯網信息產業，不僅給人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便利，同樣也給社會治理和國家安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只有清朗的網絡空間，才能帶給網民真正的網絡紅利。　　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要抓緊制定立法規劃，完善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等法律法規，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維護公民合法權益。從那時起，中國的互聯網治理進入快車道。　　2014年4月開始，相關部門相繼組織開展“凈網2014”“劍網2014”“微信等即時通訊工具治理”等專項行動，全面治理網絡亂象；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互聯網領域立法重點與立法方向，依法治網成為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工程。　　互聯網沒有國界，網絡治理也需要凝聚全球范圍內的共識。今年9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出席中美互聯網論壇雙方主要代表時強調，中國倡導建設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主張各國制定符合自身國情的互聯網公共政策。　　“共治”的全球視野，引領著時代的潮流。中國倡導的攜手打造互聯網領域命運共同體的互聯網發展理念，“共同分享、共同治理、共同發展”越來越成為業內的普遍共識。　　2015年，立足網絡治理，中國再度發力。從年初開始的專項治理“網絡敲詐和有償刪帖”，到規范上網名稱、整治婚戀網站，再到推動互聯網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工作規范化；從開展“青年網絡文明志愿行動”“護苗2015·網上行動”，到網絡安全法公開征求意見……法治化、規范化、深入化的網絡治理體系正逐漸形成。與此同時，網絡安全周活動連續兩年成功舉行，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掛牌成立，第八屆中美互聯網發展論壇、第六屆中英互聯網圓桌會議成功舉行……“共享”互聯網發展紅利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結束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寫入了互聯網建設未來五年的構想——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分享經濟，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在宏偉藍圖的引領下，一個全民共促網絡發展、共沐網絡繁榮、共享網絡成果的互聯網時代正在到來。

　　從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與貿易關系取得長足的進展。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提供的數據，1979年中美貿易額為24.5億美元，2005年中美貿易總額達2116.3億美元。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1629億美元，從美國進口487.3億美元，順差為1147.7億美元。根據美方統計，2005年美對華貿易逆差激增24.5%，達2016億美元。在中美貿易中，1979－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6年貿易逆差達395億美元。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1996年順差為105億美元。顯然，中美兩國關于雙邊貿易平衡狀況的統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一、中美貿易逆差的實際規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統計方法高估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國把中國香港轉口貿易額籠統地計算在中美貿易之中，但它實際上有很大比例應歸于中國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香港的貿易轉口；另一方面，它在計算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時，出口金額按離岸價格計算，進口金額按到岸價格計算，從而將裝卸、運輸和保險等費用的雙倍數額計入中美貿易逆差。中美雙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統計數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雙方計算的貿易逆差的偏差雖有逐年減少之勢，但仍然很大，美國現有的統計方法嚴重高估了中美貿易逆差的實際數額。　　即使考慮到統計方法的差異而對中美貿易逆差進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間，但更接近于中國官方數字)，經過調整的貿易逆差數額仍然遠遠高于其真實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國際產業轉移和中國貿易模式。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由于生產成本相對較低而存在明顯的比較優勢，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制造業逐漸向中國轉移，它一方面將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對美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發展。目前，中國的加工貿易占總貿易額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資企業進行的。加工貿易模式屬于兩頭在外的生產與貿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賴進口、最終產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勞動成本低、對外資企業的稅收等優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進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國政府和中國員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從美國貿易逆差的地區結構看，歐盟和中東等地區所占比重呈明顯上升趨勢，而作為整體的東南亞地區對美逆差則呈下降趨勢；美國對于中國的貿易逆差，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將制造業轉移到中國而把它們對美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由于中國勞動工資較低、對外資存在稅收優惠，這種產業轉移和貿易順差的轉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國獲得，但在國際收支中則表現為中國順差的上升。　　從中美經濟發展水平和中美產業結構的角度看，中美之間存在很強的經濟互補性：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美國在技術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按照國際貿易的正常模式，中美雙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較優勢產品的生產，并通過貿易互通有無，可以極大地促進兩國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國政府通過限制高新技術產品向中國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國際分工的人為扭曲；同時，由于國際產業轉移和中國的加工貿易模式，使得中國尚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實上超過80%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是由兩頭在外的外資企業進行的。　　因此，中美巨額貿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貿易不平衡，國際產業轉移和中國加工貿易模式實質上擴大了中美貿易逆差的數額，而美方的統計方法則進一步嚴重高估了中美貿易逆差的規模。　　二、美國得自中美貿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等經濟規律的作用，美國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業和制造業在GDP和就業方面的比重日趨下降，美國經濟正進入信息化和服務化的后工業時代。在以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美國通過進口廉價的日常消費用品、出口附加值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帶來的巨大利益。同時，美國經濟和美元的霸權地位，不僅使美國能夠充分享受這種利益，而且可以獲取巨額的“鑄幣稅”收益。　　根據國際貿易利得理論，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美國不僅享受到了國際分工的好處，還獲得了參加國際貿易后的利得分配。首先分析中美貿易中美國所獲得的交換利得。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勞動成本低，但資金短缺，科技相對落后。美國是經濟發達國家，資本充足，科技發達，但勞動成本高。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和旅行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主要向中國出口飛機、動力設備、機械設備、電子器件、通信設備和化工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以及糧食、棉花等農產品。貿易產品結構的互補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動了兩國貿易的發展。　　中國向美國市場提供的價廉物美的商品，不僅可以滿足美國廣大消費者的需要，而且可以為美國經濟帶來兩大利益：其一，美國可以將大量的資源轉向高新技術產業，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并維持其國際領先地位；其二，這些價廉物美的中國出口商品有助于維持美國的物價穩定，使得美國政府可以在運用低稅率、高財政赤字、低利率等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維持巨額軍費開支的同時，不必擔心通貨膨脹對經濟的沖擊。　　僅就貿易本身而言，盡管中美貿易的快速增長能夠促進雙方的經濟發展，但從中獲得最多利益的則是美國企業。中國進出口超過50%屬于以外資為主的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在中美貿易中的比例更是接近70%。由于稅收減免和土地優惠，中國政府從外資企業那里得到的利益低于國內企業，而中國員工則由于較低的工資、較長的工作時間，以及相對滯后于國內企業的社會福利措施，其得到的利益要低于人們通常的預期。相反，外商則通過全球范圍的轉移定價、利潤分享和股利分配，享受到了遠超過會計賬面上的利益。當然，以上對美國得自中美貿易的利益的分析，還沒有包括中國產品出口對美國倉儲、運輸、批發、零售、保險和金融等第三產業的就業和產出的貢獻。　　根據國際貿易基本原理，美國貿易逆差意味著美元的流出，即美國人要為過多地消費進口商品付錢，他們用什么支付呢?其竅門就在于國際收支的資本和金融賬戶。美國人為商品進口付錢的途徑有三個：一是開動印鈔機印刷美元鈔票，其成本遠遠小于美元代表的價值，差額就是鑄幣稅，美元的霸權地位和此種付賬方式意味著美國在向其他國家或地區征稅；二是發行國債供其他國家或地區購買，其實質是以低利率向其他國家或地區借錢；三是出口商品進行交換。至于貿易逆差部分，實質上就是前兩種途徑的某一種：或者通過輸出美元向其他國家或地區征稅，或者通過讓其他國家或地區購買美國債券，以低利率向國外借錢。　　美國出現巨額外貿逆差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經濟和制度因素的作用決定的。美國產業結構調整主要表現在：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引發的世界產業發展史中第三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其擁有的多種壟斷優勢，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將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業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業和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國內集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美國的這種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了其進口步伐。同時，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進一步利用其科技優勢、生產優勢等塑造出對美國最有利的國際分工格局。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以及國外的產業內貿易成為美國貿易赤字劇增的主要原因。美國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外貿逆差”。　　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有利于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因為，美國利用對中國的貿易，可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海外，國內的需要依靠進口滿足，有利于美國集中資金和勞動力，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新技術工業和服務行業，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近年來中美貿易的主要商品結構來看，雙方貿易不平衡基本上屬于中國與美國之間合理的國際分工，并由中國發揮兩個比較優勢－產業之間的比較優勢與產業內部的比較優勢所導致的結果。2002年中國對美出口排在前5項的商品分別是雜項制品(18.44%)、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11.7%)、電信及聲音的錄制及重放裝置設備(10.74%)、鞋靴(8.7%)、電力機械器具(8.09%)。單從以上數據來看，中國近年來對美出口以紡織服裝為主的經貿格局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計算機通信類產品的出口份額在上升。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貿易方式，具體說加工貿易方式出口額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9.65%，因此中國對美出口實質上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1997－2001年美國對華出口的20種主要產品中，出口額排在前5位的分別是：飛機、通信設備、顯像管、含油種，以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美對華產品出口明顯屬于高新技術設計與營銷為主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以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農產品，但是由于美國一直對華實行嚴厲的高技術出口管制，使美對華比較優勢難以發揮，雙方產品的優勢互補也難以充分體現出來，這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表1 中美貿易逆差的規模：美國口徑與中國口徑 單位：億美元　　項目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美國官方數字（1） 686.77 838.33 830.96 1030.65 1240.68 1619.78　　中國官方數字（2） 224.69 297.36 280.80 427.08 586.01 802　　（1—2）/2 205.7% 181.9% 195.9% 141.3% 111.7% 102.0%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5期《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